2026年7月9日，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署批准了Dixon Technologies与vivo印度公司设立合资企业。Dixon持股51%，vivo持股49%。该合资企业将在印度本土以OEM方式制造智能手机及其它电子设备，承接vivo印度甚至其他品牌的生产订单。这将使vivo在印度超过2000万部智能手机的生产转移到这家合资公司。
据Omdia数据，2025年vivo在印度出货3210万部，市场份额达到21%，首次登顶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第一。vivo在印度诺伊达的工厂年产能超过1亿部，是其全球供应链中最重要的海外制造基地之一。这意味着vivo在印度每卖出三部手机，就有两部的生产利润要分给一家印度本土公司。
从2024年12月签署合资意向书到2026年7月最终获批，这场历时一年半的漫长审批背后，是印度2020年出台的Press Note 3（PN3）政策——所有来自与中国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必须获得印度政府逐案审批。51:49的股权比例，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公司在印度市场“交出控制权”的代价。
时间回到十年前，2014至2015年间，莫迪政府高举“Make in India”大旗，向全球制造业抛出了一份诱人的市场蓝图。税收优惠、土地支持、PLI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吸引了外资企业。小米、vivo和OPPO等中国手机厂商纷纷进入印度市场，并迅速取得成功。到2020年前后，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市场的合计份额超过了60%。
各厂商在印度重资产建厂。小米与富士康合作建厂，vivo承诺投资超过65亿元人民币建设超级工厂。然而，印度政府的“Make in India”计划并非简单的邀请外资赚钱，而是通过市场换技术、用时间换空间，最终收回控制权。
2020年6月中印边境冲突后，印度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态度急转直下。2020年6月底，印度封禁了TikTok、微信等超过200款中国App。随后，小米、vivo和OPPO相继遭遇印度执法局的调查和打压。小米被冻结48亿元资金，vivo多个银行账户被封锁，高管被捕，OPPO被追缴37亿税款。
印度政府要求中国手机厂商CEO、CFO等核心高管必须是印度籍，经销商网络逐步交给印度本土企业，零部件采购提高本土化比例。小米印度CEO已换成印度籍，vivo和OPPO也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妥协。
印度政府的底线非常清晰：中方不能控股。51%的股权比例意味着这家合资企业在法律上是“印度公司”，受印度法律完全管辖。vivo则沦为“少数股东加技术提供方”，最核心的制造环节被剥离到了一个由印度方控股的实体中。
vivo在中国积累的核心能力将通过合资企业系统性地转移给Dixon。一旦Dixon掌握了这些能力，未来完全可以为其他品牌代工，甚至扶持自有品牌。如果不合资，vivo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打压。印度是vivo全球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，撤出意味着数百亿营收的蒸发，这是任何一家上市公司都无法承受的。
vivo的遭遇是中国手机出海在印度面临的系统性困境的缩影。小米、OPPO等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。印度政府利用沉没成本陷阱，迫使中国企业不得不接受不利条件。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的困境，本质上是一个“沉没成本陷阱”。你已经投了太多，走不了；但继续留下来，又面临越来越高的政治风险和利润侵蚀。
印度这堂课很贵，但它不会是最后一课。未来的竞争不仅需要商业智慧，还需要政治智慧。只有那些既懂商业又懂政治，既能造好产品又能建好壁垒的公司，才能在这个新纪元中生存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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